文化大革命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此條目的中立性有争议。內容、語調可能帶有明顯的個人觀點或地方色彩。（2007年8月16日） 加上此模板的編輯者需在討論頁說明此文中立性有爭議的原因，以便讓各編輯者討論和改善。 在編輯之前請務必察看讨论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

毛泽东提出“四个存在”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部分史学家认为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认为文革在1974年周恩来、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结束。不过，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般都认定文革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负有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目录 1 背景 1.1 大跃进 1.2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2 文革的舆论准备 3 编年 3.1 1966年 3.2 1967年 3.3 1968年 3.4 林彪的崛起（1969年—1971年） 3.5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 3.6 四人帮的興衰（1971年—1976年） 4 文革之后 5 影响 5.1 因文革而死的人 5.1.1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5.1.2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5.2 对教育的影响 5.2.1 工农兵学员 5.3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5.3.1 對西藏文化破壞 5.3.2 名勝古蹟被破壞 5.3.3 文物古董被破壞 5.4 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5.5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6 对文革的正负两面评价 6.1 负面评价 6.2 正面评价 7 相关书目 8 文藝相關 8.1 文學 8.2 電影 9 相關條目 10 注释参考 11 外部連結 11.1 專題報導 11.1.1 文革35週年 11.1.2 文革40週年 11.2 相關資料

[编辑] 背景

[编辑] 大跃进

主条目：大跃进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中共建国后主张“进一步巩固发展新民主主义秩序”（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刘少奇等党内高层实权人物，采取了回避跟毛泽东激进路线正面对抗的方式，而是借用“大跃进”等口号的提出，从“左”的方面推波助澜地把毛的路线推向极端，比如刘少奇本人就曾公开要求用10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甚至被变本加厉地改成更不切实际的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编辑]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尽力避免针对毛，而把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实力人物，并要求后者承担责任。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曉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公开信在拥戴毛刘主流地位的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反弹。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公开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右翼分析意见认为有很多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1]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實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刘少奇没有出面主动承担“一线工作”领导责任，却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与要求进一步追究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刘的说法，被广泛解释为借机向毛提出政治挑战的信号。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2]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编辑] 文革的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並於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开始逐渐获得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毛泽东指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之後經毛澤東的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當晚八時，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陳伯達、王力、關鋒修改的頭版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呼籲民眾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同時《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來源請求]}。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4日，刘少奇和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土改等运动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

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3]。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矛头直指刘少奇。会议中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來源請求]}。

[编辑] 编年

[编辑] 1966年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4]

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臺灣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 。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又开会演说辩论，更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后来又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一批守旧的老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并被杀害了。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來源請求]}。

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学者都受到残酷对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斗争中甚至有人陈尸街头。原先国家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刘少奇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彭德怀、贺龙等则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还包括了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软禁的家中自杀）、国歌的作词者田汉、作家赵树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不确切的统计是40万，四人帮被捕后也有相当多的人自杀^{[來源請求]}）。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5]

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随后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受批斗。

[编辑] 1967年

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劃了“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王洪文等人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再度被“声讨”，而陈伯达、康生则开始对准第四号人物陶铸，一场全国的夺权行动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全国多个省区市领导人被揪出来，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

2月，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对当前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江青指责其为“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鬥已经升级，其中尤其以陕西、广西、四川等地的情况最为严重^{[來源請求]}。这种武鬥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编辑] 1968年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停止武斗。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一年后，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去世。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來源請求]}。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參 1]}

[编辑] 林彪的崛起（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國防部長林彪是最大的赢家。國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國務院總理周恩来的地位已经下降。

会议首先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他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政治局（参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则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林彪陣營、四人幫、以及與以上兩者沒有關係的要員成三足鼎立的形勢。林彪陣營儘管取得優勢，但林彪卻只是一個虛銜式的第一副主席，並沒有政治實權。

然而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取消特权的运动过多损害上层的利益。林希望能够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因为毛泽东已经多次明确宣布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设国家主席，肯定会由林彪这个党的第一副主席担任，一來使他能得到政治實權，二來使他能够在受宪法保障的情况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又一次在庐山召开。25日，陈伯达首先发言，称赞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即后来被批判的“天才论”），陈同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林彪陣營在各小組會議中串連，甚至策動黨內第四號人物陳伯達也帶頭支持設立國家主席，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毛泽东的驳斥，毛的答复是「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陈伯达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论”运动，陈被作为“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批判。

陈伯达的失势其实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个警告。林彪在九大后不断提升的权威已经令毛泽东警觉，毛认为其有夺权的计划，怀疑林彪要搞垮他。而在二中全会上陈不合时宜地提出国家主席问题，对毛而言无疑更确信了他的怀疑（事后的情况显示，其怀疑也许不无道理，但亦有这种可能：即如果毛不是因为他本人使林巩固地位的企图受挫，而处处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也许他不会做出后来那种危险性极大的行动），国家主席对毛泽东而言并无任何要害，只是使毛泽东重新領導政府，但相反地对林彪则不同，林彪如果能够担任国家主席立即会成为国家无可争辩的元首，使毛自己处于可以不受冲击的保险地位上。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道，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后，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后也从未再公开露面，20多个高级军官则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取消。这也是十年文革中唯一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国庆庆典的一年。

[编辑]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编辑] 四人帮的興衰（1971年—1976年）

林彪死后，毛泽东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邓小平被恢复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但他却也无意将权力交给邓。和忠于毛泽东自己的左派势力比起来，毛泽东还是不太喜欢“右派”。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势力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時「批林批孔」後面本來還有「批周公」三字，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而周恩来有意提拔邓小平，似乎也是为加强周恩来派系在党内的地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唯一剩下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在四人幫與毛遠新的曲解下，病重的毛泽东把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留下一句“以觀後效”的伏筆。同時並决定代總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国政治最高领导权归属不明，四人幫的行動慢慢與華國鋒作對。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中共和军队元老叶剑英、毛澤東的侍衛長汪东兴的支持下，策划行动。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有外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政变。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的人。

[编辑] 文革之后

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於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毛澤東晚年的衛士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來源請求]}，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1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编辑] 影响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陸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后来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编辑]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

[编辑]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 自杀身亡：
  •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 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

• 受迫害身亡：
  •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国主席）
  •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
  • 贺龙（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

[编辑]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不計其數。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 自杀身亡：

• • 黄绍竑（1966年8月31日，政务院政务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 翦伯赞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随之上吊自杀
  •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服毒致死
  •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绝食身亡
  •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 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1966年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电影演员）病中跳楼身亡
  •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 受迫害身亡：

• •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 錢海岳（1968年，挾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 史云峰（1976年12月19日，慘遭槍決，工人）
  •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 林昭（1968年4月29日，惨遭枪决,北京大学学生）

• 失踪：
  • 储安平（1966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

较为详细的名单见：

•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 文革受难者名录（不限于名人）
• 文革名人死亡档案

[编辑]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见上文）。

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教育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编辑] 工农兵学员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

以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决定大学入学资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知青大返城開啟階段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但其中大多成为之后中国新时代的精英。

[编辑]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研究工作因而停顿。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编辑] 對西藏文化破壞

此条目或章节的语调或风格可能不適合百科全書的寫作方式。（2008年7月6日） 您可以通过改写来協助改善这篇条目。 请前往讨论页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西藏當時被認為是集四舊之大成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拉薩的大昭寺等成為破壞的對象，而大昭寺被破壞的程度之嚴重一般人鮮少知道，據當時在現場參予砸大昭寺及那段時間被迫到那裏打雜的反動份子們描述，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也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裡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僅留下一尊佛像，這尊佛像就是覺仁波切，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而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幸好覺仁波切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而所謂的「牛鬼蛇神」，代表「舊西藏」的舊政府、舊廟宇、莊園主，自然成為文革的「三大領主」，成為要批判的對象。（以上出自《西藏記憶》一書）

而對於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唯色在《西藏記憶》與《殺劫》這兩本書中對於文革的採訪紀實，在這兩本書中對於「牛鬼蛇神」、三大領主與喇嘛們被批鬥的過程有詳細的記載，《殺劫》書中甚至還附上了照片。 不過這波文革幸運的沒有對所謂的達賴喇嘛當初的宮殿造成影響，根據當時知情的人描述，當時管轄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應該是當時的國家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不過達賴喇嘛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似乎就沒有如此好運，有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

[编辑] 名勝古蹟被破壞

1.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並刨挖陵墓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为平地。^[2]
2. 倉頡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